总装备部29基地副司令(33年红29军一夜溃散，军长以下40余人牺牲，副军长建国后任副部级)

前言

1932年10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第10、第11、第12、第73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经鄂北、豫西抵达了陕南地区。

由于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迫不得已之下只能放弃鄂豫皖苏区向北转移，进入陕南地区以后，红四方面军利用四川军阀混战，在川北的兵力薄弱，努力向川北进军，最终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并于1933年2月，击退了国民党军川陕边界“剿匪”督办田颂尧六万大军。

图|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扩编为五个军十万人，分别是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

事实上就在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还扩编了一个军，中共陕南特委将活跃在川陕边游击队扩编为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

本来红二十九军也该成为红四方面军下辖的一个军，但该军成立仅仅两个月后，便于一夜之间溃散，军长、政委以下40余名干部牺牲，只有副军长刘瑞龙一个人逃了出来。

那么红二十九军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情况，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就溃散了呢？

马儿崖革命根据地

1932年3月，中共陕西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深入开展武装割据，派陈浅伦到西乡马儿崖一带，与早已经进入当地开展工作的刘传壁、陈明伦一起领导当地群众发动抗粮抗捐的运动。

陈浅伦本身就是西乡人，自幼便生活在那里，作为土生土长的西乡人，陈浅伦很了解当地的情况。

1928年冬，陈浅伦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参加工人运动时被捕，经营救出狱以后，党组织于1931年6月，将陈浅伦派回了陕西，任共青团西安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并于同年11月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

事实上也就是在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之前，陈浅伦领导的党组织已经在那里活动，陈浅伦在当地开办了数个干部培训班，为党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并以记者、共立中学训教主任的身份，在当地领导了左翼教职员联盟。

1932年5月陈浅伦被捕入狱，所幸身份没有被敌人察觉，经党组织饮酒后回到西乡，这时的陈浅伦已经决定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在西乡发动武装斗争。10月，陈浅伦领导当地农民武装发动了鸡公田武装起义，并建立了川陕边游击队。

川陕边游击队，就是后来红二十九军的前身。

不过川陕边游击队的构成十分复杂，其中一部分是西乡周边私渡河、廷水、张家坝、潘家坝、钟家沟一带的农民武装，还有一部分就是地方“神团”成员，总计兵力700余人，下设8个中队。

部队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驻扎在廷水，一部分驻扎在马儿崖。

马儿崖是川陕边游击队的指挥中枢所在地。

陈浅伦与他领导的川陕边游击队，共同建立起了马儿崖革命根据地。

中央对这支游击队的领导十分重视，中共中央、四川省委以及特委专门派来李艮、孟芳洲、陈子文等人来指导工作，红四方面军为了充实游击队的基层领导，也派来了刘绪金、张显忠、陆华舒等40多名领导干部来充实游击队的领导力量。

川陕边游击支队成立以后，即刻以西乡为中心，进行武装斗争，以便准备迎接红四方面军的到来。

到1933年1月底，川陕边游击支队已经发展到了拥有2000余人的队伍。

1933年1月，中共陕南特委做出《关于扩大西乡城周边新苏区成立红二十九军的决议》。

根据陕南特委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九军正式建立，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政委、刘瑞荣任副军长、陈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孟芳洲任陕南特委书记、原川陕边游击队第一大队队长刘绪金任红二十九军一团团长。

另外还有收编当地“神团”的首领张正万，被任命为红二十九军游击支队司令。

图|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

“神团”在二十九军扩编时，是一个反复被提到的组织，“神团”不属于作战单位，也非国民党军民团，清末时期人们对参加义和团的人，谓之“神团”。

尽管清王朝已经灭亡很多年，但由于普通民众认知上的限制，“神团”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张正万本身也只是当地的一个“神棍”，并非是革命干部。

也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导致了红二十九军遭逢大难。

红二十九军建立之初，一度屡战屡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绪金，刘绪金原来读过书，具有文化，曾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在与红军作战时，刘绪金被俘，转而加入红军，因为念过书，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31年刘绪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红军中任排长。

几次作战刘绪金均身先士卒，后来被党组织派往西乡周边领导当地的农民武装，为建立川陕边游击队奠定了基础。

1933年1月，敌汉中绥靖司令严佩霖旅指挥两个营加胡宗南一个营的兵力，进犯陕南革命根据地，时任游击队一大队队长的刘绪金立即召集开会，制定了严密的计划，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分割歼灭数倍国民党军。

图|红二十九军政委李艮

3月中旬，刘绪金听闻敌人一个连的兵力在城固县孙家坪一带敲诈勒索，祸害当地百姓，陈浅伦、刘绪金即率200余人，火速赶到现场，歼灭国民党军部队，缴获战马2匹、手榴弹100多枚、子弹500余发、大刀30余把、被服30余件、长短枪多支，夺回30余万斤稻谷发还给群众，还处决了数名为非作歹的催款委员。

也因游击队多次作战，敌人畏刘绪金如虎，一听他的大名，便不敢再有轻举妄动。

随着红二十九军的正式建立，部队迅速扩大，建立了下辖两个团、一个游击队、一个教导队的规模，总计兵力2000余人。

“神团”首领张正万被敌收买

红二十九军在当地逐渐壮大，威胁到了国民党军在陕南的统治中心汉中，国民党军不断地增派兵力，打算围攻红二十九军。

当时任国民党军汉中绥靖司令的是陕军杨虎城部十七路军十七师51旅旅长赵寿山，赵寿山本人不仅能征善战，麾下十七师51旅在陕军中也属于比较强的一支部队。

更为关键的是，红二十九军内部有很深的问题。

尽管红二十九军的旗号是建立了起来，但是原本部队组成中，红军并不多，尤其是收编的张正万的"神团"。

由此也导致了军纪问题十分严重。有一部分人借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名义，将没收的地主财产据为己有，随意抢劫群众财产，霸占农民妻子，在当地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调任红二十九军任副军长的刘瑞龙，一到马儿崖，立即就发现了部队之中存在的问题，于是找到陈浅伦、李艮、陈子文等领导干部，专门谈了这件事，在陈浅伦、刘瑞龙主持下，红二十九军于3月上旬召开红二十九军以及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图|红二十九军鸡公田起义旧址

陈浅伦在会议上肯定了部队过去做出的成绩，但也同时提出了纪律的要求，并形成了一系列的会议决议，其中包括：

检查批判了个别同志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达成一系列会议决议：

关于建立党支部以及部队政治教育问题决议;关于正式建立和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问题的决议;

关于广泛发动群众，进一步深入土地革命，掀起群众性的反封建高潮问题决议;

关于纯洁内部，开展肃反工作等问题的决议。

事实上在后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红二十九军积极贯彻了以上四条，使得部队作风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红二十九军的战斗力明显增强。

但这一切也引起了“神团”首领张正万的不满。

说起来违反军纪的，大部分是出自于“神团”中的成员。

陈浅伦在会上，号召成立肃反委员会，对部队内的异己分子进行隔离审查。

如担任连长的曾安云，因有严重犯罪行为，陈浅伦按照军纪下令处以枪决。

更为关键的是，陈浅伦还下令，枪毙了张正万的干老子“熊振川”。

熊振川是当地豪绅，张正万以前是他家里的长工，靠着能言善辩吸引了熊振川的注意，在熊的扶持下，张正万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神团”武装，负责替熊看家护院。

不仅如此，熊振川与陈浅伦的父亲陈敦行也是老相识，关系也很不错，正因为有这层关系，张正万认识了陈浅伦，后来带着“神团”武装接受了红军的改编。，鸡公田起义失败，也是张正万掩护陈浅伦脱逃。

陈浅伦对张正万也十分信任。

不过在红二十九军逐渐走入正轨以后，张正万却很明显地表现出不适应，开始违规违纪，但他仰仗熊振川的关系，并不以为然，另外更深一层次，张正万手里的游击队规模扩大了一倍，他将这支武装看成是他的私人力量，对陈浅伦也逐渐不放在眼里。

可就在陈浅伦大义灭亲时，枪毙了熊振川，还设立肃反委员会，对进入部队的“神团”首领、地主、富农、土匪流氓等阶级异己分子进行隔离审查。让张正万内心也颇为恐惧。加上几次遭到批评，张正万也因此记恨在心里面。

图|马儿崖根据地军部遗址

陈浅伦大力整肃部队出现的纪律问题，向各个连队派去连长、指导员，也被张正万认为是想要剥夺他的军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正万收到了时任国民党军汉中绥靖司令赵寿山的营长张镜白的一封信。

信里的内容写得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张正万被收买了。

事实上不仅仅是张正万，“神团”肖世龙、张万贵等二十余骨干都收到了国民党军送来的金条，加上本身就对红军内严肃的军纪不满，纷纷被腐蚀拉拢。

马儿崖事变

1933年2月，考虑到红二十九军逐渐壮大出现的武器装备严重不足的情况，陈浅伦派刘瑞龙（化名王大瞬）带一个排前往川北寻找红四方面军，接受正规军的训练，并接收部分的武器装备。

可就在刘瑞龙离开的这两个月里，情况发生了巨变。

红二十九军的壮大，使得当地一部分土豪劣绅心惊胆战，他们急切地请求国民党汉中绥靖司令部派兵围剿，3月26日，国民党军汉中绥靖司令部派出直属部队，经城固、洋县直抵西乡，司令部就设在了西乡县城。并派人与张正万接头。

当时马儿崖红二十九军主力一团9连奉令前往李子坪剿匪未归，军部守备空虚，张正万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

与此同时，叛徒黄朝汉告诉张正万，军部将在4月7日召开主要干部会议。张正万立即伙同张万贵、张登祥等叛徒协商，还串联了一团副团长，原民团头目王国民，并派人通报了山下的国民党军。

图|时任国民党汉中绥靖司令、十七师51旅旅长赵寿山

1933年4月1日，张正万集中了所有能控制的部署，向包括军部马儿崖在内的红二十九军驻地发动进攻，自己亲自带十几名亲信上马儿崖军部，借机探听虚实，见到陈浅伦时，张正万借口要剿灭土匪，陈浅伦告诉他：“军部要开重要会议，这件事等以后再说。”

确认了军部情况后，张正万立即退出与其他叛徒联络，等到军部开会的主要红军将领到齐后，再一起动手。

五台寺方向上传来了枪响后，张正万立即率人直扑军部。

事实上就在五台寺方向传来枪声时，陈浅伦、李艮等红二十九军主要将领，就已经知道是内变，立即动手。不提防门外张正万一下子闯进来，不由分说就是连开了几枪，部分人当场牺牲，陈浅伦、李艮、陈子文、孟芳洲等人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军部。

哨兵余兆征为了掩护军长陈浅伦等人突围，身中数枪壮烈牺牲。

因为过于混乱，陈浅伦、李艮、陈子文、孟芳洲等人突围后随即失散，陈浅伦、李艮两人突围至西乡磨子坪，藏身在玉皇洞中，没有被叛匪察觉踪迹。

4月5日，因为缺少食物，饥渴难耐的陈浅伦、李艮只好下山，在桃园子辜老婆子家找吃得，准备前往川北投奔红四方面军，不料想，这位辜老婆子是之前被红军处决的违纪的连长曾安云的母亲，辜老婆子唆使儿媳向张正万告密，致使陈浅伦、李艮被张正万抓获。

张正万捕获陈浅伦、李艮等人后，心花怒放，于4月6日召集当地乡民以及“神团”成员开会，打算将两人公开处死，陈浅伦直至最后，始终骂不绝口：

“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杀了我一个，救不了你们的狗命。你能破坏二十九军，你搞不垮所有的工农红军。你可以打死我，但打不死所有的共产党人，总有一天革命要胜利。”

说着还向在场的群众高声喊话：

“乡亲们，不要怕，将来红军来了，有冤伸冤，有仇报仇！”

陈浅伦倒在敌人屠刀下，时年27岁，政委李艮也一同遇害，时年25岁。随后陈子文、孟芳洲等一大批红二十九军高级将领遇害

红二十九军一团团长刘绪金与警卫洪义到军部开会，行至朱家垭时遭遇叛匪包围，寡不敌众之下壮烈牺牲，享年31岁。

经此一役，红二十九军自军长陈浅伦以下40余名干部遇害，因为群龙无首，加之驻地分散在各处，红二十九军一夜之间几乎溃散，除少部分进行了抵抗外，大部分都被迫缴械，遣散回家。

图|孟芳洲

张正万割下陈浅伦、李艮等红军将领的头颅向国民党军请赏，被时任国民党军汉中绥靖司令的赵寿山下令挂在西乡南城门口示众。

蒋介石听闻消息后，还专程发去了嘉奖电文：

“西安绥靖公署杨主任勋鉴：据报第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拿获伪军长陈潜（即陈浅伦化名），及击毙匪徒，虏获匪印经过情形，请奖励一案。查该旅旅长赵寿山，擒获匪首，核与奖励条例第三十一条相符，准给二等一级奖章，仰即派员带同引领，来部具领。所呈匪印一颗，应予烧毁，希即转饬知照。蒋中正元参印。”

唯一一个逃出红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就只有一个副军长刘瑞龙。

刘瑞龙带着红二十九军一个排，还顺带着一支隶属于川陕省委政治保卫局的一个驳壳枪排往回赶，为了加强红二十九军的政治指导，刘瑞龙才接任了政治处主任一职，并带回红四方面军的命令，要求配合川北红四方面军主力，实施“反三路”围攻作战。

图|刘瑞龙

没想到刚走到两河口，就听闻了噩耗。

刘瑞龙立即率部火速救援，遇到了陈明伦率领的一团9连50余人，两方合兵一处，重新返回了马儿崖。

红二十九军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只有刘瑞龙率领的一个排以及一团9连部分幸免于难，在红四方面军第十师29团的帮助下，刘瑞龙依托于仅剩的120余人，建立了陕南游击队，连续几次作战，声东击西，国民党军也不敢轻举妄动。

考虑到敌强我弱，刘瑞龙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下令陕南游击队撤离到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至此红二十九军剩余力量与红四方面军合并，刘瑞龙本人则调川陕省委任宣传部长。

在刘瑞龙的心里，马儿崖事变在他的心里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刘瑞龙很早就意识到了红二十九军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军长陈浅伦进行整顿，但没想到就两个月不到的时间，红二十九军就发生了剧变，不由得让人扼腕叹息。

红二十九军在创建过程中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连续犯了几个错误。

首先是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发展之初就大肆收编地方民团武装，导致了红二十九军部分主要军权，掌握在敌对势力手中，对于部队的干部战士，没有进行及时的教育指导，另外红二十九军整个驻地太分散，距离军部也很远，导致事发后很难及时救援。

另外最关键的一个错误是脱离群众。

红二十九军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忽略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缺乏群众基础也是红二十九军遭遇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陈浅伦、李艮等四十余名高级将领牺牲，是十分可惜的，而刘瑞龙则是在抗战、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尽管他在建国后未授予军衔，但刘瑞龙建国后常年担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1988年5月25日，刘瑞龙在广东主持中国农史学会学术讨论期间，不幸因病去世，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