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力厦门机械制造招聘技术(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涉一带一路八大案例（第二批）)
严格把握保函欺诈标准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在该案判决中，充分尊重当事人约定适用的国际交易惯例，按照国际商会关于见索即付保函“先赔付、后争议”的处理规则予以裁判，严格把握保函欺诈标准，保障受益人依据保函迅速得到偿付的合法权利，维护了国际金融秩序。该案为美国2014年9月《跟单信用证杂志》重点介绍。同时，该案也反映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必须充分了解国际金融结算及担保工具的特点，不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将产生巨大的法律风险。
【裁判结果】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14年3月17日作出终审裁定，认为：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虽然使用了“takeplaceat”的表述，此后的词组一般被理解为地点，然而按照有利于实现当事人仲裁意愿目的解释的方法，可以理解为也包括了对仲裁机构的约定。虽然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机构中文名称不准确，但从英文简称CIETAC可以推定当事人选定的仲裁机构是在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本案所涉仲裁条款不违反我国仲裁法的规定，裁定驳回逸盛公司请求确认仲裁条款无效的诉请。
【典型意义】
【基本案情】
【裁判结果】
【典型意义】
该案对明晰国际航空运输合同纠纷的裁判规则、规范国际航空物流权责关系具有示范意义。一是明确了以航空方式实施的跨国货物运输中，运输迟延导致收货人拒绝接受交付可构成承运人的根本违约，托运人可行使部分解除权，有权解除相关运输合同。二是明确了航空货物运输合同旨在免除公约规定的承运人责任或者降低责任限额的约定，违反《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无效，承运人应当在公约限额内向托运人承担赔偿责任。
依法及时分配船舶拍卖款
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有序
塞拉利昂籍“LEDOR”轮遭阿尔巴尼亚船
东基恩毕船务有限公司
弃船所引发系列纠纷案
【基本案情】
承运我国某大型国企2万吨进口铁矿石的塞拉利昂籍船舶“LEDOR”轮于2011年10月从印度陈奈港开往我国江苏南通港途中搁浅在福建莆田。海事部门认为该轮存在断裂、沉没、危及人命安全及污染海洋环境的风险，要求船东提交船舶脱险方案、过驳货物及船上存油过驳的措施，收货人则要求船东就地卸货，均未果。该轮船体老旧、压载舱及部分货舱破损、证书过期，阿尔巴尼亚船东基恩毕公司无力使船舶续航，遂将船舶连同十几名外籍船员及货物遗弃在福建莆田。2012年7月，收货人向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和海事请求保全，请求扣押船舶和强制卸货。船上1名阿尔巴尼亚籍船长和17名叙利亚籍船员起诉要求船东支付工资；收货人起诉船东要求赔偿货物损失等；因该轮搁浅而受损的养殖户以及该轮搁浅期间为该船提供防污服务和物料油料供应、代理服务的各家公司等相继起诉，要求支付相关费用，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类型各异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受理上述案件后，一方面及时依法裁定拍卖船舶并发布公告、通知相关债权人进行债权登记，最终以超乎船东预估的高价变卖了船舶。另一方面及时依法定程序公开审理该轮引发的系列纠纷案件，最后作出一审判决，于2013年5月发生法律效力。随后，法院及时组织召开债权人会议，将船舶拍卖款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分配。
【典型意义】
该案系在外籍船东弃船的情况下成功审理系列疑难复杂纠纷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通过高效组织船舶拍卖、召开债权人会议、依法分配船舶拍卖款，使境内外债权人权益得到及时实现，确保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有序。在执行扣船令和海事强制令过程中，法院指定国有船代为弃轮提供船舶代理服务，在船舶被依法变卖后，又与公安部门联系，根据这批外籍船员的特殊情况办理相应签证和出境手续，为外籍船员提供了充分的人道主义帮助。
完善海上货损赔偿规则
有效规范国际航运秩序
哈池曼海运公司与上海申福化工有限公司、
日本德宝海运株式会社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货损赔偿纠纷案
【基本案情】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6日作出再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货物损坏的赔偿额，按照货物受损前后实际价值的差额或者货物的修复费用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本案不涉及修复费用，应以货物实际价值差额即货物受损前后的到岸价之差计算货损。海商法第五十五条排除了市价损失，故承运人对涉案苯酚的市价损失无赔偿责任。本案应采纳货物贬损率计算方法，即以目的港货物完好的市场价值减去受损货物的销售价值，再除以货物完好的市场价值，得出贬损率，再通过贬损率来计算货物因运输损坏造成的价值损失额。据此，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哈池曼公司、德宝公司连带赔偿申福公司货物损失人民币2055837.30元及利息，并驳回申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当事人对适用我国海商法处理本案纠纷没有异议。根据我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承运人对责任期间货物损坏的赔偿额，有两种计算方法，按照货物受损前后实际价值的差额或者货物的修复费用计算。一审判决以货物修复费用计算货损赔偿额，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受损货物并未实际修复。二审采用实际价值差额法，但未扣除因货物市价下跌造成的损失。再审判决采用货物贬损率的计算方式，认定涉案货物的赔偿额，排除了市场价格波动对货损赔偿额的影响，符合海商法的规定，也为海事司法实践所采纳。本案完善了货损赔偿额的计算规则，有效规范了国际航运秩序，对今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本案情】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营业地分别位于新加坡和德国，而该两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且当事人未排除该公约的适用，因此本案审理首先适用该公约。对于审理案件中涉及到的问题公约没有规定的，例如合同效力问题、所有权转移问题，应当适用当事人选择的美国法律。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德国克虏伯公司交付的货物与合同约定不符，构成违约，但新加坡石化公司能够以合理价格予以转售货物，不构成公约规定的根本违约情形。据此，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原判，改判德国克虏伯公司承担部分货款及堆存费损失。
【典型意义】
该案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并对于国际条约没有调整的事项，依法支持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该案明确了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增强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公约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力保障了国际贸易的有序进行。
案例八
股东出资纠纷案
【基本案情】
【裁判结果】
2014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并作出当庭宣判。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与其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出资义务等事项，应当适用我国法律；外国投资者的司法管理人和清盘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等事项，应当适用该外国投资者登记地的法律。根据新加坡公司法的规定，在司法管理期间，公司董事基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而获得的权力及职责均由司法管理人行使及履行。因此新加坡环保公司司法管理人作出的变更大拇指公司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任免决议有效。由于大拇指公司董事会未执行唯一股东环保公司的决议，造成了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与股东任命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的情形，进而引发了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本案起诉不能代表大拇指公司的真实意思，裁定撤销原判，驳回大拇指公司的起诉。
【典型意义】
该案对于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股东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优化外商投资法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被评为最高人民法院建院65周年重大案例之一。该案明确了外国公司的司法管理人及清盘人在中国境内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认定规则，清晰界定了公司代表权争议的区分规则，增强了外商投资中国的信心。同时，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和境外媒体旁听庭审并当庭作出宣判的案件，彰显了我国公正高效的司法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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