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技术中伦理问题(代孕母亲的伦理问题：子宫变成了制造婴儿的机器)

01

技术本身很难论“善”“恶”

一种新技术本身很难说是“善”还是“恶”，它们常常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如果社会控制得当可以增大积极作用而减少消极作用。这种社会控制可以在医院或研究机构、学会或联合会、立法机构等不同层次上进行。

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都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与体外受精有关的社会、伦理学和法律问题，英国称“探究人类受精和胚胎学委员会”，澳大利亚称“探讨体外受精提出的社会、伦理学和法律问题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均于1984年发表了报告。

在英国的报告中，建议所有进行AID、IVF和提供卵的机构都应登记批准，禁止用14天以上的胚胎进行研究，并禁止代理母亲。该委员会主席、剑桥的华纳克建议成立一个法定的权威机构来监测和控制体外受精的使用、精子和卵的供给和生殖研究的其他方面。

但保守党议员帕厄尔要求完全禁止用胚胎作研究，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和英国圣公会牧师的支持。1984年11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通过了第一个全面的人工生殖法，涉及体外受精、供体精子、卵和胚胎的使用等法律问题。

在第一个试管婴儿于1978年诞生后，美国当时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加利芬诺指示国家伦理学咨询委员会研究有关体外受精的社会、伦理、法律和医学问题。EAB研究了一年，在11个城市举行听证会，提供证词的达170人，另有18人提供书面证词。

EAB还审阅了2000份报告，并听取了生殖科学、伦理学、神学、法律和社会科学方面专家的意见。最后EAB形成了一个报告，于1979年5月4日提交部长。EAB一致认为，用胚胎进行体外受精研究“从伦理学观点看是可接受的”，涉及人类体外受精而无胚胎转移的研究可增加我们对异常后代可能危险的知识，胚胎转移只能限于来自合法婚姻夫妇的配子。

报告于1979年6月18日发表，得到了13000份公众的评论，大多数对报告持否定态度，问题涉及对胚胎的破坏和处置、胚胎的道德地位、这种技术对未来的意义。国会的反应也同样不佳。部长收到由20位参议员、73位众议员签署的50封来信，大多数认为体外受精是不道德的，对未来的含义是严重的。

然而1978年哈里斯和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以二与一之比支持用体外受精和胚胎转移来帮助没有孩子的夫妇。

1980年5月，总统研究医学和生物医学以及行为研究委员会主席亚伯拉姆写信给参议员肯尼迪和哈奇指出，总统委员会认为EAB对体外受精的调查研究工作是充分的、全面的，它的结论得到广泛的支持。但由于部机关改组，部长三易其人，至今部里没有表态。

02

代理母亲合乎道德吗？

代理母亲产生一个生命，但又有意放弃而不去养育它。这是否合乎道德？

代理母亲可有两种职能：一是生育者，即提供受精的卵；二是胎儿的宿主，提供营养和保护。如果当生物学母亲不能怀孩子时，利用代理母亲作为胎儿的宿主，正如用其他人来教育、训练、照料一个孩子一样，在道德上是不容反对的。作为生殖者的职能，也不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问题。

但这二者结合，代理母亲提供卵、受精、怀孕，但对孩子日后的养育她不负责任，在她脑子里清楚地把怀孕和养育分开，而这种分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钱。这在伦理学上是大可怀疑的。

因为这种做法涉及生儿育女动机上的深刻变化：从愿望有孩子本身到愿望有孩子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某种好处。代理母亲生孩子不是因为她要孩子，也不是因为她愿意帮助别人，而是因为她自己从生孩子得到好处，具体地说就是为了钱。这就把子宫变成制造婴儿的机器，或“出租子宫”、“租用子宫”。这是不合乎道德的。

有人指出，如果允许这样做，那就也会允许以下种种情况发生：例如《洛杉矶时报》1979年9月17日第1~2页上曾报道，一对夫妇决定生一个孩子，目的是用他来为他的哥哥作骨髓供体；或者用无性生殖方法产生人以供应器官移植的备用部件；或者用脑死病人作为自动补充的血库和人体激素的制造厂。这样就跟纳粹差不多了。纽伦堡审判时，纳粹战犯的一条罪状就是把人用作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不把他们作为目的本身来对待。

代理母亲有可能破坏家庭结构。如果单身男子也使用代理母亲，与单身女子使用AID在一起，就会使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单位的一夫一妻制家庭逐渐消失。思庐edit

对于养育代理母亲所生孩子的家庭，由于孩子与养育母亲没有生物学关系，而与养育父亲则有生物学关系，在发生争吵时父亲就会说：“他是我的儿子，不是你的！”如果最后他们离婚了，如何解决收养母亲和生物学父亲之间关于监护孩子的争论？

对于代理母亲的家庭，他们也会不时地想起这个孩子。正如一个常常提供精子作人工授精的医生的母亲所说的：“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我从没有见过的和永远不能抱一抱的孙子孙女。”

根据上述，我认为在妻子不能怀孕的条件下而代理母亲又非出于获利的动机，那么，在道德上是容许的。至于亲子关系，可以按上述的原则来处理，即养育是亲子关系的主要依据。

对单身男女，或可以怀孕而不愿怀孕的已婚妇女使用代理母亲，或出于获利的动机而去做代理母亲，则是在道德上不容许的。

1983年美国妇产科学会发布的医师准则“代理母亲中的伦理学问题”中指出：

（1）代理母亲面临妊娠的一切风险以及当她与孩子分开时可能遭受心理损害；

（2）代理母亲是否应作出影响孩子或孩子父母幸福的决定(和妊娠期间吸烟、喝酒)还不清楚；

（3）如果代理母亲决定人工流产或留下孩子，就会发生困难；

（4）如果由于某种理由，将对孩子的监护权返回给代理母亲也会发生困难，出卖婴儿是非法和不道德的，但很难区分支付的是怀孩子的服务费用还是孩子本身的费用，并要医生谨防并非不育夫妇而是不愿怀孕或不愿中断他们的事业的夫妇需要一个代理母亲为他们怀孩子；

（5）收养父母只有得到代理母亲同意时才能就临床干预和妊娠处理作出决定。

1984年7月，英国探索人类受精和胚胎学委员会建议禁止代理母亲。1985年1月，英国一地方法院法官命令代理母亲卡顿不要让她的婴儿从医院被取走，但最高法院仍把孩子判给了委托的一对美国夫妇，卡顿最后拿到了报酬。

工党议员阿贝在国会中说：“代理母亲生的未来婴儿不能由出租子宫的妇女任性决定，也不能按委托父母的一时兴致决定，他们很容易把孩子当做商品。”在华纳克委员会和许多医生支持下，国会通过法律禁止商业的代理母亲。

作者：邱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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