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面食机械制造(奔向山东“金融黄埔”——我的求学杂忆（3）)

第六章

记得以前，每个公社都有高中班，我所在的前曹公社也是。我读初中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各公社的高中陆续撤销了，高中只有平原一中和恩城二中两个学校，每年，两个学校招收的学生不可能替代各个公社都办高中时的规模，一下子，初中升高中，犹如高考一样，一帮人聚到了独木桥上，拥堵不堪。

1980年夏，我和另外三名同学考入平原一中，这是于庄中学初中升高中破纪录的一次。记得我的成绩排在全县50多名，其中语文的成绩位居前三。那一年，高一共有6个班，有300多名同学。

才入学，感觉到校园里有些悲戚戚的氛围。学校操场东南，有一个大会议室，抬眼望去，一溜黑底白字的条幅横挂着，上面是“卢某某同志永垂不朽”，原来是一名卢副校长刚刚去世。

在我们安排座位，分配宿舍时，一个高个，略有胡须，戴眼镜，走起路来左右摆动的男同学，似乎很熟悉学校的情况，很有优越感也很热情地给同学们指点迷津。后来知道这位热情的同学叫王泽平，他家是农场的，属于非农业户口，初中就在一中读书，对学校非常捻熟，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我曾经跟他一个蚊帐午睡。

校长姓史，个不高，讲话抑扬顿挫，条理清晰，颇有气度，有胡耀邦之风。

书记姓孙，小个子，大眼睛，戴眼镜，此前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一次学生大会，孙书记用高亢而朴拙的地方话喊道：“老师们——，同学们——”，恰在此时，孙书记一口痰上来，随后一声巨咳，在大喇叭的扩音下响彻全场，同学们哄然大笑。孙书记把痰吐掉后，顿了顿，对同学们的哄笑很恼火，于是对着话筒斥责道：“笑什么？不是中国人么？”学生哑然。

孙书记真是古板的老革命。后来，学校来了一位穿裙子、高跟鞋、烫卷发的音乐老师——张老师。张老师面庞如月，气质高雅，娉娉婷婷地走过校园时，往往惹得众多男同学回头三望。这现在看起来很正常的打扮，在当时却是奇装异服、大逆不道，孙书记跟眼里被揉进了一粒沙子，大会小会批评。

孙书记不会不知道，张老师的父亲是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他不管这些。后来，张老师无奈调离了平原一中。

高中生活十分艰苦。

先说吃喝。家里如果有钱，可以直接买饭票，如果没钱，那就自带粮食。当时的规定是带什么吃什么，如果带来的是小麦，发的票就是卷子（面食的一种做法，发面后揉成长条状蒸熟）票，如果带来的是玉米，发的票就是窝头票。班里40多名同学，一个簸箩，两个水桶。同学们几人一组轮流去食堂打饭。

打得饭来，同学们便上前各取所订，交钱买过菜票并订菜的，一把铁勺舀起桶里的汤水菜倒到同学的菜盆里，另一把铁勺则舀起一勺水倒进同学的金属或搪瓷缸里。大部分同学是没钱买菜票订菜吃的。大家在周末回家时，往往用空的罐头瓶，装满自家加工的咸菜，够一周食用。有一高姓同学，回家带来的经常是煮熟的黄豆和水萝卜发酵的咸菜，特别好吃，每次我都借光吃他带来的咸菜。也不是每个同学带的咸菜可以吃到周末，邻桌房姓同学，就遇到了青黄不接。他手里没钱，咸菜也吃完了，我和另一个同学劝他吃我们的咸菜，耿直的他却坚持蘸着碎盐粒吃了几顿饭，直到周末回家。即便到了高考时，也没有象现在的父母前呼后拥，贴身陪伴，而是一如既往地样子。我和魏同学，高考那几天不过是走出学校，到人民医院附近一家小饭馆吃烧饼和咸鸡蛋改善生活。

学校食堂负责上千人的吃饭问题，由于没有食品机械，一切都靠炊事员的人工劳动，玉米面没粘性，和起来还不算费力，面粉则不然，靠人工和面很费劲儿，久而久之，炊事员就偷懒了。面和的不匀，碱疙瘩含量很高，整个卷子都是跟上了染色剂一样黄。即便这样，班里吃窝头的同学还是很羡慕吃卷子的同学。本来是一个簸箩从食堂打来的，各取所“订”那一刻，便有了生活质量的差别。

高中三年，我大致还好，从家带来的都是小麦，吃的卷子。父母对我寄予厚望，即使是假期，也让我尽可能少干活，有好吃的，让我优先享用。每次回家带粮食都没觉得什么，可是有一次，父母很歉意地对我说，家里一点麦子也没了，让我等等，他们就去了前院邻居家，不一会儿就抬来满满一袋麦子，给我结结实实捆在自行车后座上。回忆起来，我当时内心好像也感觉到一丝不安，可是那个念头一闪而过，随之就坦然了。现在想来，家里一粒麦子也没了，父母和两个妹妹，应该是顿顿窝头天天窝头吧，每次想到这里，我就不禁潸然泪下。

留锅水十分难喝。食堂顿顿蒸干粮，锅里的水反反复复不知滚了多少遍，最后熬得水的颜色如尿，一搪瓷缸水，水垢沉淀物有三分之一。那也没办法，只好强忍着喝下去。除了这个机会，再也没有喝开水的机会了。于是，渴得难受的同学想出了各种奇招。张同学干脆渴了就喝凉水，怕闹肚子，喝了凉水后再吃两粒土霉素药片。我也前后用了三个办法，一是到学校南门外，到嫁到这里的一个村中姐姐那里要一壶开水。一个是中午饭后，约几个同学走2里地到一个公立饭店，假装到饭店吃饭的客人，一只手把搪瓷缸藏在衣服里面，靠近饭店的保温桶后，迅速接满一缸水喝掉，再接上一缸盖上盖走出去。后来饭店发现我们是来蹭水的，就把我们撵了出去。三是利用晚自习时间，提着暖壶，出西校门，穿过一座桥，到汽车三队那里的锅炉房接水。舅舅当时在三队当司机，我报上舅舅姓名后，人家不再阻拦。

这样的日子直到过了一年半后，学校有了锅炉房才结束。大家用2分钱一张的水票可以直接去锅炉房打开水。一李姓同学是回民，教我们英语的白老师也是回民，她对李同学多有照顾，给过他好多次水票，引得我们好生羡慕。

再说住。同学们住的是大通铺。所谓通铺，就是一个房间，靠南墙和北墙，用砖垒起垛子，上面铺上一条条宽木板，一个通铺能容下七八个甚至十来个同学。木板上铺上稻草，再一层自带的褥子，夜自习后，同学们陆续会回到宿舍，大多已经困倦不堪，倒头入睡。还有几个头悬梁锥刺股的同学，借着昏暗的电灯，再看一会儿书。

大通铺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虱子的传播。有的同学大白天脱下衣服找虱子，找到后两个大拇指甲一挤，啪然作响，闻听的同学见怪不怪。

大通铺还有个后果是潮湿，由于底下的稻草从不弄出去晾晒，时间一长霉变发黑，上面铺的褥子也跟着发霉，有时候摸摸褥子，竟然还潮湿的几乎出水。

当时，城镇户口的孩子，毕业后能够分配到工厂上班，农家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农村户口，出路只有两个，一个是参军，能当上排长以上的军官，就获得了吃皇粮的机会。另一个就是上大学，上了大学后官方负责分配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班里张同学的哥哥第一个考上了德州师专，成为全公社的特大新闻。1978年，我村一姑娘考上了德州卫校，也是轰动一时。几乎每个同学都使出浑身解数学习，都把考大学作为改变命运的机会。

为了提高学习效果，同学们各显神通。卢同学学英语、学语文，往往在户外高声朗读；肖同学为了强健身体，旺盛精力，偷偷回到宿舍，用一块整砖握在手里，锻炼肱二头肌；贾同学能在学校的双杠上，双腿平举......我看到一个消息，说是大脑在缺氧的情况下，再遇到氧气，能加倍获取氧气，于是，我就想法弄来了塑料袋，把头钻进去，使劲憋气，然后，突然把塑料袋移开，深吸氧气。同学们都把我当怪物看待。

平原一中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学校。始建于1926年，培养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天民，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哲学家任继愈，著名诗人桑恒昌和少将李养珍等俊杰。我入学的1980年，已是恢复高考的第四年，高中教师的价值开始得到体现，教师们的教学热情极其高涨。有几个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是教我们物理的任老师，在我入学不久就给了我极大鼓舞。一次，任老师在课堂上，举着我的作业本，对全班同学说，你看人家宫玉河答的这个，肯定赞许之情溢于言表。一个是教地理的姜鸣凤老师，她是南京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被分配到平原一中，远离了故乡大城市，偏安一隅小城，兢兢业业几十年，成为全省有名的地理教学专家；学校里还有一个王老师，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文革时期受打击迫害，妻子去世，他被打回老家务农。平反后，高涨的教学热情似乎要夺回失去的韶光，不但在教学上博得尊重和盛名，还当选县政协常委、县人大代表。虽然他不给我们授课，可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来历，每当在校园里看到他挺拔的身姿和端正有力的步伐，同学们都肃然起敬。

高中阶段，同学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少部分是非农业户口，所以，大家的寒窗苦读，终有所得，高考后，我们班级考上大学、大专和中专的有30多个，只有少数同学又回到了家乡。好在当时，高中学历也是文化水平高的，他们当中，有的成了民办教师，后又转成了公办教师，还有几个当了村干部。我呢，则考入山东银行学校，捧得一个“金”饭碗。

要说捧上“金”饭碗，还真有一番来历。高考后填报志愿时，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各行各业都差不多，无所谓哪个行业优越，哪个行业不好。作为出身农门的孩子，一个主要目标是鲤鱼跳龙门——脱离农村。我自己的掌握的信息是，邻村的青年里面，有考上青岛商校当了饭店厨师的，有考上济南商校进了县副食品加工场做点心的，还有考上德州供销学校和德州粮校，分别去了供销社和粮所的。我记得当时填报了4个志愿，其中三个清清楚楚：青岛商校、济南商校和山东银行学校。

张榜那天，我一早就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像鲁迅先生的作品《白光》中的主人公陈士成一样，越过攒动的人头，顺着高贴在墙上的榜单姓名一栏，从上到下，迅速寻找“宫”字，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录取的学校就是山东银行学校。在一旁也在看榜的姜老师，感慨地跟别人说话：“颜某某考上了，真不孬”。我知道，颜某某复读了大概两三年，所以引起了姜老师的关注。

我是恢复高考后，村里考出去的第二个中专生，一时间，村人们见到我都是祝福和祝贺的声音，父母也是十分的欣慰。我内心也欢欣异常，亲戚们也陆续的给我资助，有给钱的，也有给粮票的。

苗